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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光偉:生產力研究維度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創新

2019-10-11 09:05:29  來源:紅歌會網  作者:許光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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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兼析“客體批判”的研究性質

  摘要:人類史前時期的社會科學研究服從于政治經濟學批判工作邏輯,以“生產關系的客體批判”為工作領銜,這就是勞動二重性的基本工作原理:主體和客體構成了歷史運動辯證法的主角,但客體批判的力量始終高于主體力量。這種史實摧垮了“生產力純經濟學”認識神話,但恰當地提出了科學界定“客體批判”研究性質的問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創新離不開繼承與發展原則,需要在堅持歷史傳統、時代方向之前提下重塑學科工作邏輯和夯實學科基礎。生產力研究維度的恰當識別與工作整理將成為實施創新的“新入口”,同時,它以“互系性思維”防止了理論建構的自足主義。

  關鍵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生產力,生產關系,生產方式,主體,客體,批判

  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基金項目(15YJA790073)

  一、引子:從如何研究“權力”說起

  新時代發展和實踐創新的雙重任務,要求我們深入研究生產力理論,同時持續關注生產力發展的實踐問題,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時代轉身和應用性的增強掃除理論障礙。這涉及到一個尖銳問題:生產力是不是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以及究竟該如何建立對生產力的有效性研究。為簡潔化起見,我們以《保衛<資本論>》建立的研究為“引子”。“我們從歷史進程中工作取出兩個權力體系:(1)生產力體系——人對物的批判,以人的物化為發展指向性,或日第一權力體系;(2)生產關系體系——物對人的批判,以物的人化為發展指向性,或日第二權力體系。權力體系乃是相互嵌套的工作系統,不是簡單并列的兩個概念層次。盡管由人來設定,第一體系說到底是發展了客體的力量……馬克思在四重義項上運用生產力概念:一是生產條件,二是從生產條件來看的生產形式,三是客體,四是從客體角度對待和運用的主體概念。第二體系因應第一體系方面進行,馬克思《資本論》以客體批判規定‘鳥瞰’之……馬克思同樣在四重義項上運用生產關系概念:一是生產形式,二是從生產形式來看的生產條件,三是主體,四是從主體角度對待和運用的客體概念。第一體系的核心工作內容是‘知識關系’(主體對物質世界的了解)。這個過程是永無止境的開放和發展過程,直至使主體自身同樣成為物質系統的智能組成——所謂人的物質化;這就是‘客體批判’人類史前時期任務的終結,并在規定性上向生產力系統回歸,由此開創人類真正形態之歷史發展時期。第二體系的核心工作內容是‘身份和財產關系’,即物以人格化的關系成為人的系統的組成。生產關系的發展道路是客體批判→主體批判。因此,無論生產力或生產關系,均是典型存在者的具體或抽象規定,它們均是歷史用語,而非一般科學用語……主體和客體在權力結構類型上固然相異,甚至截然對立,但彼此互系、統一。整體看,這就是人類勞動過程文明規劃的‘歷史態’、‘現實態’和‘未來態’。”[1]607,608

  人們在如何研究“權力”的問題上,似乎陷入了理論窘境:既然生產力作為“第一權力體系”,政治經濟學批判為何不優先研究它?其實這是“客體批判”的學科定位問題。馬克思以“資本”為歷史發展規定、以“政治經濟學批判”為科學方法的標題主旨,其寓意在于強調對“物性科學”進行批判,由此釋放生產力發展的歷史動力。一旦這一問題解決,客體批判所回歸的“生產力科學”已然是實踐科學,它絕非批判意義的“理論科學”范疇。所以政治經濟學對于生產力研究的考量,毋寧說是一個“過渡時期”:由非純然的實踐科學向純然的實踐科學過渡。這決定了我們的具體研究內容:(1)基于全歷史域,實施原創理解與理論運用意義的創新。(2)堅持把生產力作為客觀過程對待,通過建立與社會客觀過程批判規定的內在聯系,以期深刻揭示“生產力對象”和“生產關系對象”既相互依存、又彼此分殊的辯證統一關系。(3)從學科和工作邏輯的層面處理好生產方式、生產力和生產關系諸范疇的辯證界劃關系,由于確定了界限,“它不抹殺現實差別”;手段是“構圖”,但在這些過程中,既要防止邏輯主義的作風,又要避免陷入“知識論的解釋學”窠臼,目的就是通過對“話語權”的爭奪,獲得關于歷史對象運動的“客觀辯證法”,以完結對“客體批判”理論性質的認知。

  二、生產力研究維度的識別——文獻梳理和問題意蘊

  政治經濟學對生產力的研究始終遵循兩條路徑:方法論基礎和實踐路向。前一條路徑注重對唯物史觀域內生產力規定性的把握,后一條路徑重在凸顯理論和實踐的對接性。前一條路徑,我們用關于“生產力一元決定論”的評判來說明;后一條路徑,則可用所謂的“生產力——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原理”加以例解。必須指出,兩條路徑是內在統一的,從中我們識別出生產力研究維度的性質。例如,林崗教授堅持把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領域內的生產方式范疇認定為“生產力基礎”的規定,因為這樣一來,“可以將《資本論》的研究對象簡單地表述為‘資本主義經濟形態’。因為馬克思的表述,既包括生產力,又包括廣義的生產關系,而經濟形態正是這二者的統一。”[2]孟捷教授則認識到,“生產力一元決定論在其運用中還有如下特點:它將生產力在塑造一種生產方式或經濟社會形態時所具有的歸根結底的作用,等同于生產力的發展在歷史過程中的直接決定作用。這樣一來,生產方式及生產關系的任何發展和變革,都被看作是生產力發展的直接結果……然而,在馬克思主義的外部或內部的批評者看來,這種片面的生產力決定論或經濟決定論,其實難以解釋歷史發展的全部復雜情況。”例如說,它沒有說清楚這一點:“生產方式作為勞動和分工的特定組織方式,自然要以某種生產力水平為前提,但生產力與生產方式之間未必是決定論的關系,因為勞動和分工的組織也受到生產關系以及其他制度因素的制約,在生產力水平相同的條件下完全可能表現出不同的形態。”因此,“重新發現馬克思的‘生產力——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原理’,為我們擺脫對歷史唯物主義的決定論的理解提供了一個契機。”[3]這種爭論凸顯了人對物質條件的占有是以勞動分工關系的實現為具體歷史條件的發展規定,從而可以肯定:生產力是具體的社會歷史發展狀況,所謂“人是首要生產力”是從交往關系上說的,“最為發達的生產力”仍然受制于物質狀況。生產力基礎的界說沒有說清楚物質設施及其實現條件的歷史。另一方面,所謂“生產方式的特定組織方式”說,也沒有明確交代清楚社會條件及其實現形式和發展手段的規定。兩者于是陷入了爭論的僵局。任何一方都想要援引對己方有利的“本體論”根據,但結果都會被對方所利用。可見,“爭論”終歸是不必要的。歸根結底,是需要我們深入認識到,“與分析學派馬克思主義不同,馬克思更為關注復雜的歷史運動和發展。馬克思特別區分了社會過程的物質性和社會性,但沒有意味著概念或理論的彼此畫地為牢。馬克思特別強調的是實踐本身,而非概念本身,關注的是物質性對于社會性的歷史辯證運動及其科學運用。唯物史觀開放結構就其本性而言是關于方法和理論進而理論體系和實際應用的有機統一的方法論用語,并最終要化為政治經濟學的各個理論層級和方法元素,化為批判邏輯、建設邏輯的現實的統一,化為理論經濟學和應用經濟學的實際的統一。”[4]在這些研究當中,衛興華教授仍然是一個例外,他強調:“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是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中的基本范疇,涉及馬克思主義原理的諸多方面。”為此,需要認真研究以下問題:“什么是生產力?生產力的構成要素是什么?馬克思有沒有界定或怎樣界定生產力的內涵及其構成要素?馬克思為什么要強調生產力是勞動的生產力?勞動生產力是否指勞動生產率?生產力發展的源泉或動力是什么?科學是不是生產力的獨立要素?主張生產關系是生產力發展的根本動力的觀點能否成立?生產力決定論與生產力標準論是同一命題,還是不同問題?能否將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的原理歸結為‘唯生產力論’和‘唯生產力標準論’?判斷和評價社會主義制度的標準是否只能是生產力標準,而排除生產關系標準?”很顯然,對這些問題的深入回答,將全面涉及到“馬列主義理論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的結合”。[5]

  在另一研究線路上,程啟智教授也有有其獨到的觀點和分析理路。在一系列文章(以下統稱“程文”)中,通過對“生產力的維度”的梳理,程教授提出生產力與生產關系關系域中的“分割”與“對峙論”。程啟智教授的重要觀點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經濟學體系缺少純經濟學和制度經濟學。但在這兩門學科上,恰好西方主流經濟學發展了它們,似可以借鑒,雖然范式不同。有關專家學者在討論方法時提到的規范方法、實證方法、數理方法和計量方法,實則由新古典主義經濟學作了很充分的發展,并提供了許多有用的分析工具,而這恰是因為新古典主義學者們撇開了生產關系主要研究了純生產和生產力,如馬克思所說的‘生產一般’的結果。”[6]

  以上學者的討論聚焦了“客體批判”的理論性質。第一條路徑試圖說明生產力作為“客體批判”的基礎地位;第二條路徑則說明“因果關系”的無條件貫通性。這表明:繼承、發展、創新仍舊是目前理論經濟學研究主題之所系。生產力研究維度不過展示了兩大客觀批判過程——物質客觀發展過程和社會客觀發展過程的“無縫對接”,即“這種研究使歷史建立為‘實踐的對象’,產生認識,又進一步使邏輯建立為‘認識的對象’,產生理論,從而完成了對于‘康德主義知識論’的真正走出。”[7]并且以此種文獻語境把握“生產力一元決定論”,我們尤其認為,錯誤的不是內容觀點,乃是用語不當問題。亦即,“在這里需要先弄明白什么是‘決定論’和‘意志論’。基于西方哲學的廣義解釋,‘決定論’指的是單線原因性,也就是說,任何事物都是由單線原因引起的;而且關鍵的是,單線原因性采取了規律性公式形式。”[8]

  我們應肯定程啟智教授對“生產力的維度”予以把握的積極性研究態度,同時也要充分認識其研究的不足性。亦即是說:如果按照“要素生產力-協作生產力”認知維度,那么恰好不存在“生產關系所有制理論范式(政治經濟學)→生產關系依賴理論范式(制度經濟學)→純經濟科學理論范式(生產力經濟學)”理論下降的邏輯或分析的路徑。程文的缺陷性在于:其一,把馬克思的勞動和生產理論看作“知識的熔爐”,以“二維的平面法”試圖結構化這個熔爐;其二,把馬克思關于生產力發展的分析誤認為是“生產力的本體”;其三,在實際的邏輯推演中,忘記生產力是實踐生成的規定,而妄圖離開這個前提從生產力的技術性質中抽象出“生產力的理論性質”;其四,在學科定位上,過于熱衷生產力理論科學的“應用性質”,一味鼓吹“一門純經濟學分支學科”意蘊上的“馬克思的生產及其生產力理論”。例如,其不能理解如下運動構造圖式:

  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由于沒有作為生成運動域內的“存在者規定”來理解,不僅決定論被狹隘、公式化了,而且整體看,對于“存在形式”的分析崇拜癥甚為顯著。其表現有二點:一是不加思索地把運動的空間形式作為出發點,知識化“物質交往”和“社會交往”,忙于形式邏輯的意義對接,而割裂了它們分別與母體間(即和生產力、生產關系之間)的內在聯系;二是以“邏輯概念”(知識范疇)為出發點,通過否決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社會歷史的系統生成特征,整體上誤判了馬克思的這一闡述:由生產方式啟動生產系統的發生學與決定論統一的廣義而總體的政治經濟學結構。概要地說,此“動力機制”既是生成的、也是批判的,是生生不息的開放發展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主導的系統類型得以相對確立。如可以把機制摹寫為:物質生產方式(作為勞動過程,首先代表了一定形態的物質關系和技術關系)→一定歷史形態的生產力系統→物質交往關系(勞動分工主導的物質生活系統及其形式)→社會生產方式(這是生產方式其次的“形式”,例如勞動協作關系)→社會生產關系系統(特定構造的所有制結構關系)→社會交往關系(社會身份或財產系統及其生活形式)。由于不了解歷史運動構造,必然導致研究的非法性。我們不能接受這樣的推斷:“作為一個獨立分支學科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發展,我認為,可以大膽地借鑒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研究成果,因為它的許多成果如果剝去了它們把一般當作特殊或把特殊當作一般的外衣,剩下的科學內核是可以為我們所用的……即馬克思的二維生產及其生產力理論上……討論新古典主義經濟學中的生產函數與增長理論,對于發展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具有)的意義。”[9]因為,它其實沒有剝離“新古典主義外衣”,它的問題是:試圖把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歪曲為“研究在既定生產力水平的基礎上,何種生產關系及其制度結構更有利于個人在生產活動過程中發展自身,并對個人在政治活動、社會活動和創造性活動中發展的影響,及人的發展與經濟發展的互動關系”,客觀而論,程啟智教授的“以生產和生產力為研究對象的馬克思主義純經濟學”完全為新古典主義大開理論門戶。[6]

  正如馬克思把“使用價值”和“價值”確認為互系雙方,是為了突出統一發展總體——作為對象性存在的商品,同時,亦是為了指示統一的生成物——勞動——之需要。現在,我們把物質生產確認為互系雙方: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確認為互系性的“社會客觀批判”,同樣為了突出統一發展總體以及指示統一生成物即“生產方式”。由此,勞動和生產方式必須被視為“二重性生成結構”,而且,它們在結構上是內在契合的,均是為了說明對象的生成運動,從而作為了“歷史的研究對象”規定。[10]總體看,這是馬克思所說的“生產一般”規定,應集中于二重性規定的生成運動的結構予以歷史把握。在這種情勢下,從理論突圍的角度——超出“客體批判”單一體系,探索所有制歷史結構,將其認定為“產品所有制”、“商品所有制”之統一,例如說,肯定:“與商品所有者規定了商品關系——商品被視為關于‘使用價值’和‘價值’的二重因素的構造統一體——相對應,產品所有制規定了產品關系,把產品視為使用價值與特定身份關系的結合和統一,把‘使用價值’(有用物的規定)和‘人的身份’(勞動者的身份)作為產品的二重構造因素。”[11]這是有特別意蘊的。但同時要考慮到客體批判的總體歷史任務沒有變,主體批判仍然工作服從于客體批判,生產力體系從批判角度看仍然服從于“財產生產關系”,特別是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社會生產方式。一句話,由于生產關系仍然整體處于“必然性”之中,主體就不能夠得到徹底解放,由生產力煥發出來的客體力量就仍然不能由主體自由地掌握。

  三、要素和協作:生產力的兩個維度,還是生產力發展的兩個維度?

  程文恰當指出并說明了人類生產活動有兩個不同但緊密聯系的維度:要素與協作。為確切地表現二者之間可能的關系,方便起見,我們特別地繪制下圖:

  我們看到,連結“要素”與“協作”是三條線:一條是生產力,一條是生產關系,另一條是生產方式,它可以看作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在規定上的直接合成(圖中以“虛線”表示)。這樣看來,生產方式同時承擔了運動本體、作用中介和過程的結局性規定等多重的含義,歸根結底,“一詞多義”背后的實質在于標識它的“過程概念”內涵和外延。簡便起見,我們可用一句話總括這些不同的意義:勞動過程以及與之相適合的交往系統——物質交往系統和社會交往系統。因為生產方式是生成規定,就具有系統意義上的“通透性”。這里面有三層次的含義:(1)勞動過程的本體批判性,這是生產方式的第一過程規定——發展=批判的特質規定。故此,所謂“新的生產力的獲得,人們便改變自己的生產方式……便改變所有不過是這一特定生產方式的必然關系的經濟關系”,[12]533所謂“隨著新生產力的獲得……隨著生產方式即謀生的方式的改變,人們也就會改變自己的一切社會關系”,因而,“手推磨產生的是封建主的社會,蒸汽磨產生的是工業資本家的社會”,[13]等等。(2)物質交往的功能、中介與目的性,這是生產方式的第二過程規定;作為“中介”規定,孟捷教授將之識別為盧卡奇意義的“第一種目的論設定活動”(以人和自然的物質變換為內容的直接勞動)。(3)合社會交往的設施屬性與目的性,這是生產方式的第三過程規定;作為結構化的“社會產出”的規定,孟捷教授同樣將之識別“目的論活動”——盧卡奇意義的“第二種目的論設定活動”(人類面對社會生產的需要所產生的特殊的協調-控制活動)。由此,“生產方式是由上述兩類目的論活動構成的有機整體,它自身也是一種目的論活動……定義為以擴大統治階級對剩余的占有為目的的生產活動。”并且,“根據這個觀點,對生產方式的進一步分析,應該以下探到兩種目的論活動的水平為限,而不能還原到個別要素。”這就“可以把馬克思筆下這些不同含義統一起來”,亦即,“生產方式下屬的兩種目的論活動,分別對應于兩種獲取剩余的方法:其一是在第一種目的論活動的范圍內提高生產力,以更有效率的方式利用他人勞動;其二是改變第二種目的論活動賴以進行的生產關系,以更野蠻而殘酷的方式役使他人勞動。”[3]

  由此可以判斷出,馬克思對于生產方式的表述必然是多義的。勞動過程-→物質交往→社會交往,即生產力形成和發展的客觀過程,其使得實存規定顯露了出來。但是,“在現實世界中,情形恰恰相反:蒲魯東先生的分工和所有其他范疇都是社會關系,這些關系的總和構成現在稱之為所有制的東西;在這些關系之外,資產階級所有制不過是形而上學的或法學的幻想……把所有制規定為獨立的關系,就不只是犯了方法上的錯誤:他清楚地表明自己沒有理解把資產階級生產所具有的各種形式結合起來的紐帶,他不懂得一定時代中生產所具有的各種形式的歷史的和暫時的性質。蒲魯東先生看不到現代種種社會體制是歷史的產物,既不懂得它們的起源,也不懂得它們的發展,所以他只能對它們作教條式的批判。”[12]536關于“社會交往”,馬克思這樣申明:“我在這里使用‘commerce’一詞是就它的最廣泛的意義而言”,“蒲魯東先生混淆了思想和事物……為了不致喪失已經取得的成果,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實,人們在他們的交往[commerce]方式不再適合于既得的生產力時,就不得不改變他們繼承下來的一切社會形式……例如:各種特權、行會和公會的制度、中世紀的全部規則,曾是唯一適應于既得的生產力和產生這些制度的先前存在的社會狀況的社會關系。在行會制度及各種規則的保護下積累了資本,發展了海上貿易,建立了殖民地,而人們如果想把這些果實賴以成熟起來的那些形式保存下去,他們就會失去這一切果實……可見,人們借以進行生產、消費和交換的經濟形式是暫時的和歷史性的形式。”[12]532,533

  這樣說,不是指生產關系是在生產力形成的末梢時出現,而在于強調它們生成的同時性。不過,所有制作為特殊的實存規定,乃是社會關系的總和規定的集中體現。于是,上述從“勞動”到“交往”的運動鏈條就可以在演化層級上區別出兩種互系互動的發展模式(此處可回看圖1):

  Ⅰ.人們謀生方式(物質生活的取得方式,從而初步構造了人們直接結合的物質形式)的改變:生產方式(或勞動過程本體)→生產力(物質力量系統)→物質交往(生活系統)

  Ⅱ.社會生產模式(發展方式、結構體式或社會生活形式)的改變:生產方式(或社會生產關系的生成運動)→所有制(社會關系系統)→社會交往(生活系統)

  Ⅰ和Ⅱ是結構耦合的,概念統一于“生產方式”。作為對完整的發展過程的構圖,工藝學和政治經濟學達成了辯證知識意義的統一。與其把這看作對社會變革力量(機制)的尋求,毋寧說,是實踐科學的一次總探索。這樣,在機制中,生產方式從而生成運動規定就是“無處不在”的,既是物質的、又是社會的,統一的構造關系被凸顯出來;其形成兩層的作用結構和互系關系:里層——生產力和所有制,外層——物質交往活動和社會交往活動。表明:Ⅰ和Ⅱ的結構形式委實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擴展自我的功能規定,即對象自生過程之生成運動規定,簡言之,這是一種“運動的構造”。“生產力的研究是分兩塊進行的。一是工藝學對生產的物質內容的研究,把握物質世界的物質運動以及人本身的生理運動及其實踐模式。這就是以生產力實踐科學為依托的各門自然學科。二是生產力理論科學。后者對生產力運動方式和運動構造進行研究。這一方面的工作內容是多學科的交叉滲透的結果,如涉及地理學、文化學、考古學,因此不獨是自然科學,而同時囊括了社會科學的一些基礎領域。”[1]280換言之,一是主動的生產力構造“自我”,一是被動的生產力的社會規定的“構造”;前者處在物質力量的生成運動中,后者處在社會關系的生成運動中。并且在發生鏈條上,運動構造Ⅰ是排開構造Ⅱ而得到考察的。這樣,“要素”的規定(物質要素)是排開勞動協作關系優先得到考察的。從而,要素的生產力和協作的“生產力”分別代表了兩種完全不同的性質和發展狀況。

  順便,也要指出由程文重申和重點表述的目前的存在于學術界的一個嚴重性誤識:把協作當作本源性的生產力規定,乃是誤讀了《資本論》文本的結果,并且嚴重誤判了以一定物質生產方式為基礎的“社會生產方式”(作為生成運動)的規定性。為了有效說明問題,我們先來看“以分工為基礎的協作”是個什么樣的概念。馬克思認為:“以分工為基礎的協作,在工場手工業上取得了自己的典型形態。這種協作,作為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特殊形式,在真正的工場手工業時期占居統治地位。這個時期大約從16世紀中葉到18世紀最后30多年。”“雖然協作的簡單形態本身表現為同它的更發展的形式并存的特殊形式,協作仍然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本形式。”[14]389,390又進一步說明:“整個社會內的分工,不論是否以商品交換為中介,是各種經濟的社會形態所共有的,而工場手工業分工卻完全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獨特創造。”[14]415,416這分明是表明了:以分工為基礎的協作,在概念內涵上即相當于“工場手工業生產制度”,其預示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特征形式。

  顯然,“協作”不是生產力,而是生產關系的規定。因為協作,不過指的就是許多人在特定生產過程中一起協同勞動,直接指向了運動構造Ⅱ,——它在這里可視為特殊社會歷史財產關系(始源性的財產規定——財產關系Ⅰ)。進一步,“生產力同財產關系Ⅰ的矛盾,它導致生產關系本身直接分解為絕對剩余價值生產和相對剩余價值生產;這種義項‘社會生產力’毋寧說就是‘資本主義企業的發生學(規定)’,——當然,它只會崛起在工廠制度規定性之上。”[10]亦即相對剩余價值生產就性質而言,是和獲取“相對剩余”有關的生產方法或方式,從而是資本主義生產制度本身的一個派生。不言而喻,它本身必須從剩余價值生產的“社會內容”中引申出來。可見,《資本論》第一卷第四篇內容的實際的敘述起點只能是“資本主義協作”本身,①就是說:“資本主義生產實際上是在同一個資本同時雇用人數較多的工人,因而勞動過程擴大了自己的規模并提供了較大量的產品的時候才開始的。人數較多的工人在同一時間、同一空間(或者說同一勞動場所),為了生產同種商品,在同一資本家的指揮下工作,這在歷史上和概念上都是資本主義生產的起點。”[14]374這樣,根據馬克思的描繪,我們大體看清了“資本主義協作”之社會規定(占主導地位的資本主義勞動過程)是如何一步步鞏固地位和歷史地發揮作用。歷史過程如此,邏輯上亦如此,這應該是堅持相對剩余價值概念由絕對剩余價值概念中引申出來的真正原因。一言以蔽之,所謂協作生產力,即應當歸結為生產關系發展的一個結果狀態。

  概言之,要素的生產力和由協作生出的社會生產力體現的是生產力發展的不同狀況:一者自生,一者派生;一者始源,一者來源于社會;以及一者處于生成規定,一者僅僅隸屬構造系統,是構造的產物。在此意義上,協作本身毋寧說就是對生產關系予以考察的“始源規定”。由此追溯,要素是對生產力本身予以考察的“始源規定”的載體、運動裝置和形式,其直接是技術關系的直接承載,又是技術生權力的運動載體形式。這里的討論告訴我們,《資本論》完結的是商品經濟形態的大寫字母的社會發展邏輯,其扼要說明的是:商品批判和資本批判。[7]這樣我們能夠理解:馬克思為什么把工作基點置放于“客體批判”,而對“主體批判”似乎存而不論,乃是突出“物質發展”對“勞動發展”的領銜性。在這樣的工作語境下,唯物主義的問題被突出了,客體辯證法被突出了,個人本位的身份關系被鎖定了,財產關系圖景被整體烘托出來,于是突出地要求我們剖析階級行動架構下的由單一財產關系所帶來的經濟必然性問題。

  同時基于這個理解支點,關于“生產力對象”和“生產關系對象”的歷史辯證法的研究能夠被系統地建立起來。因為,要素對協作的關系充分顯露出生產力實踐科學與理論科學的結合的可能性,與之契合的工作規定是:物的科學研究轉換為“事的科學”。依照程啟智教授的看法,如果說物質要素及其直接的際間交往是生產力發展本體力量的顯示,那么,“協作維度的生產力”是鞏固了這個本體規定,并且直接以生產關系發展的形態出現。我們總括程啟智教授的有關引證,亦就是:“這種生產力是由協作本身產生的。”“是由于‘勞動過程的協作性質,現在成了由勞動資料本身的性質所決定的技術上的必要’,它必然‘要求以自然力來代替人力,以自覺應用自然科學來代替從經驗中得出的成規’。所以,大工業的協作‘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學并入生產過程,必然大大提高勞動生產率’。這一點,我們在現代的自動化生產過程中看得更明顯。”等等。[9]但如此一來,很顯然,“科學、巨大的自然力、社會的群眾性勞動都體現在機器體系中,并同機器體系一道構成‘主人’的權力”,即“生產過程的智力同體力勞動相分離,智力轉化為資本支配勞動的權力,是在以機器為基礎的大工業中完成的。”這導致:“變得空虛了的單個機器工人的局部技巧,在科學面前,在巨大的自然力面前,在社會的群眾性勞動面前,作為微不足道的附屬品而消失了。”[14]487

  這種論證恰恰是說明了生產關系的發展以及生產力發展本身如何具體實現在生產關系的發展中的。即協作,作為“生產關系實體形式”,和我們給出的圖式中作為生產形式(規定)的“社會出發點”的規定是相當的,以至于從一般意義上看待,或者就可以直接說成是“生產關系的一般”。從而所謂“協作維度”,不外乎是進一步擴展了的“物質交往系統”,即生產力利用自己的生產關系形式,迫使“矛盾”顯露化,直至轉身為社會意義的過程規定。有一種說法:“經典作家肯認了勞動關系可以直接形成生產力”,亦就是說,“勞動關系:是生產中的協作和分工關系,它不僅直接表現生產力,在某種程度上也是生產力的一部分。”[3]這可能對馬克思恩格斯下列的話產生了誤解:“由此可見,一定的生產方式或一定的工業階段始終是與一定的共同活動方式或一定的社會階段聯系著的,而這種共同活動方式本身就是‘生產力’;由此可見,人們所達到的生產力的總和決定著社會狀況,因而,始終必須把‘人類的歷史’同工業和交換的歷史聯系起來研究和探討。”[15]一方面,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系統具有各自的相對獨立性,另一方面,生產力發展對于生產關系的發展具有嵌入性,這是發生學意義的系統有機嵌入,從而使得生產力系統整體代表了物質生產方式,而生產關系則代表整體化的社會生產方式,后者以前者為物質基礎,并且社會階段就是以“這個基礎”的發展水準作為標準予以設立和確定的。不過,由于承認這些客觀關系的存在,孟捷教授仍然對上述觀點進行了修訂:“另一方面,勞動關系的形成也受著剩余占有關系亦即所有關系的制約。因此,在勞動關系中,既有表現生產力、屬于生產力的部分,也有表現所有關系、屬于所有關系的部分。勞動關系在此意義上體現為一種概念的中介或過渡。”[3]

  固然,協作本身帶來了“不費分文的”生產力,但這是“原生涵義的生產力→生產關系(發展)→衍生的生產力”意義上的有關于發展的工作規定。程教授的誤識根植于此,即他所說的,“綜上所述,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四篇中明白無誤地論述了協作維度的生產力。”[9]但是毫無疑問,如上所論,其對上述第四篇的工作內容進行了性質上的誤判。程教授的依據是:第四篇闡述與相對剩余價值生產有關的生產力發展,在于解決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從無到有的過程的發展規定。這樣的說法既不準確,也不確切。例如,其沒有把絕對剩余價值生產當作“前提”,從而沒有作為考察上的“母規定”,——客觀地說,此處把握的是“從有到有”(即量變到質變)。但是,“當馬克思確立了這樣一種概念劃分時,他堅定地將剩余價值的兩種形式歸于一種統一狀態:最終,只存在一種形式的剩余價值,而且剩余價值的兩種形式是互為條件的。如果沒有足夠的技術和組織基礎,就不可能獲得絕對剩余價值。反過來,如果沒有一個保證對絕對剩余價值占有的工作日的長度,相對剩余價值就沒有意義。這里的區別是,資本家唯一的戰略是‘只要涉及剩余價值率的提高,絕對剩余價值和相對剩余價值之間的差別就可以感覺到了’。”[16]

  四、產品如何制造與生產力科學研究維度的創立

  馬克思討論要素的生產力和協作的生產力的維度是“勞動生產力”和“資本的生產力”:前者把物質力量向勞動生產力聚齊,后者進一步把勞動生產力作為“資本的生產力”,——途徑是勞動并入資本。在馬克思看來,這就是資本主義的“生產力推動生產關系”的規定。那么就更為廣泛的過程而言,“生產力推動生產關系”如何實現?即機制的具體內容又是什么呢?客觀而論,就以資本主義生產為對象的歷史研究活動而言,其涉及到的仍然是“生產力的理論科學”,就實踐科學而言,僅僅是做了“理論準備”。如馬克思的相應闡述:“很能說明問題的是,各種特殊的手藝直到18世紀還稱為:mysteries[秘訣],只有經驗豐富的內行才能洞悉其中的奧妙。這層帷幕在人們面前掩蓋他們自己的社會生產過程,使各種自然形成的分門別類的生產部門彼此成為啞謎,甚至對每個部門的內行都成為啞謎。大工業撕碎了這層帷幕。大工業的原則是,首先不管人的手怎樣,把每一個生產過程本身分解成各個構成要素,從而創立了工藝學這門完全現代的科學。社會生產過程的五光十色的、似無聯系的和已經固定化的形態,分解成為自然科學的自覺按計劃的和為取得預期有用效果而系統分類的應用。”[14]559

  一切的工藝學研究什么?對象固然是生產力本身,而為了根本揭示這個生產力的對象規定,生產力科學的研究對象就必須直接確認為“物質生產方式”,即勞動過程本體以及和這個“本體實踐”相適合的物質交往活動。為透徹說明實踐科學與理論科學的關系,我們引入“產品如何制造”的分析維度,進而說明其就是有關于生產力發展的研究維度,以從中離析出和“生產力理論科學”內在有關的若干具體認識。扼要來說,即我們認為:生產力經濟學的核心內容仍然隸屬于生產關系學科意義的“理論經濟學”,而不像程啟智教授聲言的那樣,是“馬克思主義的純經濟學”。在這當中,扼要沖的觀點是“運動”、“構造”和“發展”。連結生產力對象和生產關系對象的則是“發展”二字。其要義是:貫通實踐科學與理論科學的發展規定,并非任何死的“知識構圖”。

  物的解釋學傾向于把對象作為“物規定”看待,其實,對象是亦物亦事的規定,其衍生物——研究對象——則純屬“事規定”。這樣,單純的生產力概念決不能進入“政治經濟學對象”,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域內的生產力規定乃是實踐科學與理論科學的連結部件,即生產力發展——事的生產力規定。

  由此可見,生產力的研究維度乃是建立對“生產力如何實現發展”(相應“生產關系如何實現發展”②)的一個系統性研究,以勘察認識構件,進而以此溝通“生產力實踐科學”與“生產關系理論科學”,使前者恰當地進入后者。“這樣,我們可以建立關于發生論與矛盾論統一性的生產關系描述。”[10]這就要求轉變“構成說”的結構主義的解釋學路徑,變單純的要素構造分析為“運動-構造”的規定分析,遵循“物→事→過程流變”的流程來看待勞動和物質的發生。因為單純的要素構造學說執行的是平面構圖技術,致使與實踐活動有關的產品制造(即物質資料生產方式),完全蛻變為機械工藝過程,變成對物的堆積結果的機械認識的反映。為了避免認識完全淪落為純物質運動的產物,必須堅持把產品看成“生成物”規定,從而便于從勞動過程中將物質交往的規定性——以主體(人)為主導的物質要素的交往活動——引申出來。

  所謂物質生產方式的研究,在本質上亦不過是詢問勞動過程的發生發展,即“如何來”的問題。在這一架構下,工藝學演變為“產品如何制造”的實踐科學,理論科學成其為對“產品如何制造”社會性質的叩問。實踐觀和歷史觀所摒棄者,乃是僵死不易的要素規定。結構的隔板拆開了,物質交往系統演變成對勞動過程和勞動發展的“能動性認識”。這是“徹底的系統生成論”觀點。一言以蔽之,要求我們摒棄以平面構圖技術組裝的“要素說”邏輯。其解決衛興華和胡鈞兩位教授的爭議:在融合各自觀點中有價值的成分的同時,產品或者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生成說克服了人們彼此的認識不足。③

  既然勞動過程本身的構造分成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的兩方面的物質內容,認識路徑必由此線索介入。一方面,物質交往系統提供對勞動過程的發展的辯證認知,另一方面,勞動過程的規定其實是它的“認識的酵母”;因為,正如協作紐結了人和人關系,勞動乃是紐結了物和物的關系,——在這里,人作為“特殊的物”對待。為方便起見,我們從“知識帷幕”的角度,把由崗位-合作的路徑上生發出來的物質交往活動稱為“系統Ⅰ”;這意味著產品生成規定體現在“人的能力”的中心維度上,人的實踐能力或生產勞動能力遂體現于作業崗位的合作過程。與此同時,從“帷幕撕碎”的角度,再把由分工-交換的路徑上生發出來的物質交往活動稱為“系統Ⅱ”;對應地看,這當然意味著產品生成規定是體現在“物的能力”(制造工藝)的中心維度上了,其是按照工藝學定制的勞動分工過程。系統Ⅰ、系統Ⅱ是工藝并存的。④簡單而言,一者和勞動合作型生產關系接通,一者則和勞動非合作型生產關系接通。就本質而論,系統Ⅰ和系統Ⅱ:一者是人對物質條件的占有,一者剛好反過來,乃是物質條件對人本身實施占有活動的發展規定,并且在后者當中,主體并入了客體的規定,一句話,主體“客體化”了。這是馬克思《資本論》鎖定演化路徑:系統Ⅰ→系統Ⅱ,并把客體批判邏輯建基于“系統Ⅱ”討論經濟必然性問題的內在根據。

  在相對獨立的物質設施的歷史世界里,系統Ⅰ顯然代表了主體實踐和認識的維度,系統Ⅱ則代表“超主體”的實踐與認識維度。通過將系統Ⅰ、系統Ⅱ定格成為“認識維度”,就避免把生產力等量齊觀為“要素構成”,相應把技術結構等量齊觀為技術規定的物質要素了。因為將生產力概念的物質內涵從社會狀況中劃分出來,并不意味著生產力規定以狹隘的“物質能力”為限,相反,應規定為以主體能力的運用和發揮為依托的不斷處于歷史生成運動中的物質生產結構。本質上看,它是勞動過程的歷史生長規定。系統Ⅰ和系統Ⅱ:一者是人對物質條件的占有,一者剛好反過來,乃是物質條件對人本身實施占有活動的發展規定,并且如上指出,在后者當中,主體并入了客體的規定,一句話,主體“客體化”了。

  此外,我們必須注意到,馬克思對體現在商品中“勞動的二重性”規定的恰當處置:既基于商品生產關系的前提,又充分遵從了勞動過程的“兩個認識維度”。⑤二重性規定所要解決的問題就是:系統Ⅰ的“此消”和系統Ⅱ的相應“彼長”;換言之,就是使人的能力維度相對越來越弱,相反地,制造工藝維度相對越來越趨強。馬克思給出了這種經濟現象的工藝學基礎的描繪:“各種使用價值如果不包含不同質的有用勞動,就不能作為商品互相對立。在產品普遍采取商品形式的社會里,也就是在商品生產者的社會里,作為獨立生產者的私事而各自獨立進行的各種有用勞動的這種質的區別,發展成一個多支的體系,發展成社會分工。”[14]55,56而如此一來,它內在說明了商品生產的協作關系確實將造成物質交往系統的扭曲性生長的“事的發展”:一面是系統Ⅱ的過度發育,另一面的情況是,系統Ⅱ愈加發達了,其社會向度的生長力確實是更加強大了。

  總而言之,資本主義生產并未改變生產力系統生成與運動機制,只不過是提升其發展基礎,迫使物質交往活動直接建基于系統Ⅱ。本文的認識推進是:運動構造Ⅰ到運動構造Ⅱ、系統Ⅰ到系統Ⅱ,從而可能凸顯實踐科學與理論科學之統一。關于如何使“歷史研究”科學化,經典作家一再強調:統一的歷史科學只有一門,即總體歷史的科學本身。生產力研究維度顯示了這樣的判斷: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確實能夠通過對唯物史觀建設性認識元素的把握,使理論最大程度地貼近實踐,這樣,概念和范疇獲得了具體歷史系統的規劃性與社會行動特征。很顯然,這是對“物質生產”進行多維度表述的歷史現象學基礎。

  五、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發展的學科基礎再探討

  為明確到目前為止的問題討論的性質,我們看以下生產結構的匯總意義的“構圖”:

  人類迄今為止的經濟形態包括有兩種社會歷史的構造:產品經濟形態和商品經濟形態。前者立足“產品配置運動”,由身份制推向工作崗位的自由發展,而奠立越發成熟的產品經濟社會形態(勞動力不自由+勞動自由);后者立足“商品交換運動”,由獨立個體不斷推向勞動力的商品化,而奠立高度矛盾型的商品經濟社會形態(勞動力自由+勞動不自由)。一者遵循“產品批判→勞動批判”路徑;一者遵循“商品批判→資本批判”路徑。此二者相生相克,相互構造,補充各自需要的歷史發展元素,從而編織出“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豐滿的對象結構。其決定生產對消費的實現關系有兩條基本道路:(1)經由“產品配置運動”,(2)經由“商品交換運動”,并且在行程中,這二者都可實現對于“分配(關系)”的內化。顯然,《資本論》重點討論后一路線。對于前一路線,馬克思在探討上確實是僅僅將其作為一個存而不論的前提。但是商品生產因應產品的發生而發生,這也是歷史發展上的事實。有什么意義?它給我們提出了理論任務:由生產力的總體研究出發,以期有助于分析在歷史中互動演化的產品經濟形態和商品經濟形態的各自發展及其相互依存的社會機制,重新審查政治經濟學的體系,并重建學科基礎。

  這或許是生產力研究真正能夠提供給我們的“有意義的”歷史知識,是進一步的有理論價值的邏輯知識。如此看來,程啟智教授的如下理論構想也是“有意義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經濟學三個重大發展方向的課題,即當前面臨三個獨立學科的發展:一是傳統的以生產關系所有制理論為范式的政治經濟學發展;二是以生產關系依賴理論為范式的制度經濟學發展;三是以馬克思的生產和生產力理論為范式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發展。”盡管基于錯誤的理論改造方向:“顯然,后者借鑒了現代經濟科學中的‘純經濟學’的概念和含義,即表明,它是以撇開或抽象了生產關系的、因而是‘純粹’的生產及其生產力為研究對象和內容的經濟學。”“如此一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這一概念,就有兩個方面的含義:一是廣義的,指馬克思主義的經濟科學,它包括上述理論經濟學的三個分支學科,以及以它們為理論基礎的馬克思主義應用經濟學;二是狹義的,指馬克思主義的純經濟學。”[9]

  不管怎樣表述,程教授的目標是希望建立一個相對獨立的“馬克思主義的純經濟學”。但是我們來看“撇開或抽象了生產關系的”“純粹的”生產力科學,又是怎樣的規定?其是實踐科學的規定。而說白了,就是各門工藝學——生產力的歷史實踐科學,所以,它僅僅研究物質內容。這是進行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前提和基礎。因為有了實踐科學作為內容,生產關系的理論科學就免除了工作上的空泛性,就不可能是黑格爾體系的形式運動或構造。客觀而論,這種研究和政治經濟學批判的邏輯是無關的,因為它們僅僅提供對物質運動和構造關系的系統性認識,為開展自然科學研究提供材料準備和邏輯基礎。顯然不能因之而沖擊理論經濟學研究。

  如前所論,政治經濟學批判階段的生產力包括實踐科學和理論科學兩個研究層面:一個層面是工藝學領域內的研究活動,一個層面是“生產力(規定)進入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研究規定;前一研究和政治經濟學理論邏輯無涉,后者在實質目的上在于搭建“廣義體系”與“狹義體系”的溝通平臺,從而導向了“總體政治經濟學”。真正對政治經濟學有意義的是后一方面的研究。生產力科學則是具有相對獨立性的研究,——傳統上說的狹義的生產力經濟學指的是這門學科。它的研究對象是生產力運動,是有關于勞動過程-物質交往活動的物質生產方式的運動和構造。這是一個跨學科的研究工作領地。它形成工藝學和政治經濟學溝通的“中間地帶”,或可說成是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共管”的一個學科。⑥因為,“狹義的科學即理論科學,是在物質工藝學基礎上形成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科學。前者把握物質生產運動和構造關系,構成‘廣義的人類學’;后者把握社會生產運動和構造關系,構成‘廣義的社會學’。可見……這是生產力進入政治經濟學的要義:因其不斷實行本體批判,而將自身從形式規定上隸屬于經濟范疇,作為研究前置,成為基礎組成。”另外,“從本質上看,‘中間地帶’并非獨立學科,實為統一歷史科學之工作組成,它的特殊性恰好在于確證科學本身的統一。實際上,這才是波普爾試圖推薦給馬克思主義者的‘理論歷史學’之學科原像。這門理論科學有待開發,它的基石是生產力實踐科學。這意味著本體論之撤除,制造活動不斷邁入新境界,否決了物役力量具有永恒絕對性的認識幻覺。”[1]266

  生產力經濟學意義的濫觴和生產力研究維度的創立是同步的,兩者相生相克。這需要我們在生產力研究中,同樣堅持批判性。如果不能夠把生產力發展作為“歷史總體”的現象看待,那么,物質生產方式和社會生產方式的規定的“邏輯隔板”就沒有可能得到徹底打通,有關于“生產力的發生”和“生產關系的發生”的研究也就不可能得到最終統一。另一方面,如果我們認識到所謂的“協作生產力”,不過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基于發展層面的互動,那么,合作的和非合作的生產關系發展類型就會從推動生產力發展的角度被引入進來,乃至于作為歸入了“生產關系理論科學”的規定,和“生產力科學”建立聯系。由此,生產力理論經濟學的全部研究內容也即傳統上說的生產力“進入”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規定”。該種研究有可能直接增進人們對于廣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解,而把經濟形態的“運動構造(規定)”放寬到全歷史域的高度和范圍來把握,總體掌握國史、天下史以及世界史生成運動的統一,把握“百科中的一科”的特殊經濟學科性質。[17]

  程文中反復提到的“生產關系所有制理論”和“生產關系依賴理論”,其實所指的是歷史形態的生產關系的社會發展理論。我們完全可以用系統生成論的觀點來認識它,即以統一化的“生產關系-交往關系”的社會發展規定(如商品社會之“生產關系-交換關系”以及產品社會之“生產關系-依賴關系”)來綜合它們的。但是這樣一來,“馬克思主義純經濟學”之構想必然需要全面予以撤銷的。

  六、結論與展望

  看歷史共有三種角度或路徑:從歷史角度、從政治角度、從學術角度,三者有機統一謂為完全意義“看歷史”。客體批判之最終工作目的仍然為了凸顯“馬克思主義人學”。迄今為止的研究人的發展的三種方式是:效用——純粹個人的自由個性、抽象勞動——不自由的人類主體個性以及中國式的“家”和“國”——主體人的具體身份個性(介于自由和不自由之間)的成長。要想最終破除“自由個性”的虛妄演繹、還原真實人的個性發展,并超出經濟必然性束縛,解決之道只能是求取生產力發展意蘊的“生產關系研究”。既有的人類物質生產發展浸淫于“物性科學”之中,直至產生“客體研究的二律背反”,為了根本解決這些問題,我們強調了“生產力理論科學”對于總體理論科學(即生產關系統帥的理論科學)的研究從屬性,由此引出對“生產力一元決定論”批評的回應。即是說,由孟捷教授提出的“有機生產方式的變遷”思想是把生產方式的“中介學說”和“結構主義”路徑的研究(如于金富教授的有關研究)統合起來的做法,富有啟發,或可稱為“發生學的解釋”。但是,它忽略了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建立的闡述實質是有關于“系統決定論”的思想,而與“本體論”邏輯推理無關。

  因此,這種歷史發展強調的是“生產力系統”和“生產關系系統”的整體互系作用:矛盾作用發生于系統的層面,系統以自我構造為前提,以歷史發生為基礎。這是把社會變革的動力牢牢鑲嵌在生成論基礎的規定當中了,產生動力變遷裝置:生產力→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從而,“必須時刻把下面兩者區別開來:一種是生產的經濟條件方面所發生的物質的、可以用自然科學的精確性指明的變革,一種是人們借以意識到這個沖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藝術的或哲學的,簡言之,意識形態的形式。”一者指的是生產和生產關系的系統作用結果,一者指的是“生產關系”系統內部作用的結果。政治經濟學集中于生產關系之系統特性的社會歷史的考察,就把握住了生產方式變遷的整體性、有機性,同時不失“物象批判性”,使生成論的考察具有了明確的歷史方向性。以至于馬克思能夠結論說:“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18]33

  注釋:

  ①核心的“三章”內容(第十一章、第十二章和第十三章)在邏輯構造上可以描述為:協作→內部分工(以分工為基礎的協作或工場手工業的發展)→機器(機器協作或機器大工業的發展)。這是鎖定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對象的發展過程:既是生產關系本身的發展,同時也就是生產力的發展,從而是“機器協作”歷史置換“簡單協作”的具體過程。這個過程又歷史地體現為“生產力推動生產關系”的規定的發展過程。

  ②對事的科學而言,談論生產力發展和談論生產關系發展是意義相同的。基于此種意蘊,以至于我們毋寧說“一定生產方式的發展”乃是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歷史組件。

  ③爭議結果可用衛興華教授的一段話加以表現:“生產力既是生產物質財富的能力,又是生產精神財富的能力……而胡鈞的批評讓人不得其解。他給生產力下了這樣一個定義:‘什么是生產力?生產力或物質生產力和社會生產力,是一個集合名詞,是指生產過程中的生產者、勞動資料諸要素或諸力量的總和。’這是將生產力二要素作為生產力的定義了。其實,生產力是什么與生產力的構成要素是什么,是兩個不同的問題,用生產力二要素或三要素、多要素都不能說明生產力是什么……人是生產力的主導力量,是主體;生產力的其他要素是客體。”[5]

  ④關于“帷幕”和“帷幕的撕碎”并存的另一種場景的探討,參看孟捷教授的文章:《部門內企業的代謝競爭與價值規律的實現形式——一個演化馬克思主義的解釋》。

  ⑤一般而論,由馬克思首倡的勞動二重性認識規定,其旨意在于揭明商品生產關系的發生,使商品生產關系規定通過“抽象勞動”范疇得以具體化。這樣對“前提”的說明,就必須牢牢把握住生產力物質基礎的變化這一點。即生產力發展的內源系統(勞動生產力)本身的規定必須得到優先說明,爾后,作為產品輸入裝置和運動系統的物質交往活動在規定上亦必須得到認識澄清。總體看,這是交代商品經濟形態社會的生產力基礎的兩個認識條件。

  ⑥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看待這種統一,毛澤東有一段精辟入里的話:“我們要以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為綱,來研究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問題。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對象主要是生產關系,但是要研究清楚生產關系,就必須一方面聯系生產力,另一方面聯系上層建筑……當然,在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中,生產力和上層建筑這兩方面的研究不能太發展了。生產力的研究太發展了,就成為自然科學、技術科學了;上層建筑的研究太發展了,就成為階級斗爭論、國家論了。”[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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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9]毛澤東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30-131.

  作者: 江西財經大學經濟學院 許光偉

  來源: 《當代經濟研究》2017年第2期(2017, Vol. 258 Issue (2): 59-71)

  作者簡介:許光偉(1971-),男,安徽滁州人,經濟學博士,江西財經大學經濟學院研究員,主要從事政治經濟學基礎理論、《資本論》方法論和中國經濟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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