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位置:  > 文章中心 > 縱論天下 > 學者觀點

張文木 | 發展權:中國國家安全的戰略支點

2019-11-26 11:31:16  來源: 紅歌會網   作者:張文木
點擊:    評論: (查看)

張文木 | 發展權:中國國家安全的戰略支點

從國家主權到生存權、發展權

  研究“國家安全”,最不能回避的基本概念首先是“國家”和“國家主權”。

  現代意義上的“國家”概念,是“生活在地球表面特定部分、在法律上組織起來并具有自己政府的人的聯合”。在這里,人是國家組織的基礎單元。

  在近代之前以農耕經濟為基礎的君主制時代,君權神授的觀念占支配地位。”國”是“家”的集合體,君主是家長的集合和放大。真正并具有人本意識的國家觀念,出現在歐洲中世紀王權衰落和資產階級革命時期。如英國的洛克、霍布斯,法國的孟德斯鳩、盧梭,美國的潘恩等杰出的思想家,都從不同的角度提出這樣的看法,即:國家是社會個人和社會團體為共存而相互契約的結果;契約是社會每個個人自然權利相互讓渡后的結合,這種結合的最高的表現是人民主權;國家主權是人民主權的外觀形式,是一國人民的自然權利的最集中的表現。人的自然權利包括人的生存權和不妨害他人的發展權。國家主權是全體國民的生存權和發展權的集合體。盡管這些思想家在對國家起源和主權的認識上有所差異,但他們的上述理論,對后來國家觀念及作為國際法基礎理論的關于“國家基本權利”理論原則的形成,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

  根據國際法,國家所享有的最為重要的權利是國家基本權利,由于國家享有這些權利才被承認為國家。“哲學上的理論是,國家參加國際社會是基于它們的基本權利得到承認和接受。國家主權的觀念的發展增強了這種理論。”

  在國際法中,國家主權是國家最基本的屬性,也是國家自然權利。由此便引申出國家其他四方面的基本權利:一、獨立權;二、平等權;三、自保權;四、對內最高管轄權。這四大權利實際上分為外部和內部兩個方面。獨立權和平等權是國家主權的國際存在并發揮相應作用的必要前提,是國家主權在國際關系中的最基本的體現;自保權是國家主權在國際關系中的安全保證。對內最高管轄權是國家主權的國內體現。這幾方面權利缺一不可,支撐著國家主權的完整存在。

  綜上可見,“國家”、“國家主權”是“國家安全”概念發生的認識原點。主權中的“自保權”與由此引申出的“國家安全”概念之間有著內在的邏輯聯系:國家安全的最高目標是保衛國家主權;而保衛國家主權的最高表現則是保衛國家的生存權和發展權。由此推理,“國家安全”不同于“公共安全”,就不應當是一個涉及社會個體安全的概念,而應當是一個只涉及國家及國家主權安危的概念:“國家安全”也不僅僅是國家主權中自保權存在的一種狀態,它更是國民集體要求保衛自身生存和發展安全權利——即自保權的合理延伸。

  世界進入資本主義大工業時代以來,經濟發展成為世界各國經濟活動乃至國家戰略的重要目標。產品的多樣性和生產規模的擴大,使得市場突破了地域限制,向世界市場擴展。同樣地,考量國家安全的尺度也不僅僅是國家生存系數的高低,國家發展和可持續性發展能力更是考量國家安全的主要尺度。

  較早進入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國家,在最初往往是通過最大限度壓低國內消費來使企業利潤最大化,結果導致國內階級矛盾激化。為了實現在不降低利潤率的前提下緩和國內矛盾的目的,這些國家便開始向外擴張。世界性的消費需求,給市場經濟國家的生產帶來巨大的發展。民族經濟的發展將因此日益依賴世界市場和世界經濟的發展。于是,獲得世界市場──而不僅僅是國內市場──也就成了市場經濟國家發展的必要前提;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國家安全”的概念,也就成了一個與發展相聯系的世界性概念;人們對“國家安全”的認識,也就從傳統的“保家衛國”即從保衛國家本土生存的概念,轉變為保衛國家世界性發展的概念。

資本全球化進程中的世界霸權與國家安全

  自從資本登上歷史舞臺,世界就發生了迅速的變化。資本先把本來在自然經濟中統為一體的國內生產和消費,分裂為對立的兩部分,并通過壓低國內消費以追求利潤最大化。當國內消費被壓低到勞動力不能維持自身再生產的正常水平,從而由此產生的國內矛盾已不可調和的時候,資本就開始追求海外市場,并用從海外獲得的大量利潤回流,緩解國內矛盾。與此同時,世界也就開始了資本的全球化進程。率先進入市場經濟的國家,為避免國內經濟和政治危機,便不斷地創造可獲高額利潤的海外市場。這樣世界便分為資本中心區和資本外圍區。外圍區遭到外來資本沖擊并為資本中心區提供利潤回流的進程,不可避免要帶來市場經濟的新因素;新因素會造成新的革命——即市場經濟需要的民族民主革命,以及隨之而來的經濟市場化改革運動。

  在資本主義歷史上,英國是資本主義最初的中心。但最先品嘗資本全球化沖擊后果的是今天已進入七國集團的法國。

  中世紀的法國借助由地中海到北歐的過境貿易,商業資本的大量增加,使法國莊園經濟較早解體。由于當時法國資本主義工業非常脆弱,不足以吸收大量游離于生產領域之外的貨幣資本和勞動力,這些剩余勞動力便從農村流入城市并成為社會動蕩的源頭。此時英國正處上升時期,法國的政治家試圖仿效英國,希望通過開放和自由貿易振興法國。他們希望用給英國的工業品優惠政策(進口稅減20%)的方式換取本國酒類暢銷英國市場。為此,法英1786年簽訂了《伊甸條約》。出乎法國人所料,法國的農產品和手工藝品的總值大大低于英國工業品的總值。經過短期較量,法國工業經濟從法英的交換中所獲甚微并為此瀕于破產。法國人想取消這個條約以制止民族工業的衰落,但為時已晚。3年過后,法國便發生了劇烈的政治動蕩,即“法國大革命”。拿破侖的出現是當時處于相對弱勢的法國,對強大的資本主義英國及亞當·斯密的自由貿易理論的挑戰。拿破侖用暴力摧毀英國工業品在歐洲大陸市場的同時,又強行把歐洲農民從封建莊園中解放出來,并使之變為自由的小土地農民,以此為虛弱的法國資本主義工業造就了消費市場。從而為法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如果說是英國開辟資本全球化歷史的話,那么,從相當的意義上說,是法國開辟了資本多極化的歷史。隨著資本全球化進程向世界鋪展,德國、美國、日本等在與新舊霸權(英國、法國及西班牙、葡萄牙等)的強力對抗中,相繼擠入世界霸權的行列。經過兩次世界大戰自相殘殺后,這些國家開始聯合并形成排斥處于外圍地區的南方國家發展權利的資本聯合中心,以共同主導和壟斷世界資源和市場。

  多極化的不斷興起與霸權的不斷更替,是資本全球化進程中的重要現象。所謂霸權實質上就是在資本全球化進程中,大國對世界經濟及他國經濟發展的主導權和壟斷權;而所謂多極化的過程,從某種意義上看就是后發展國家向以發展求生存的市場經濟轉變的過程;是封閉的地域性的自然經濟通過市場改革參與經濟全球化的過程,是“歷史向世界歷史轉變”的過程。

  必須說明的是,現代霸權并不排斥南方國家的生存權,相反還以南方國家的生存權為自己發展的前提,因此現代南方國家的反霸斗爭并不主要表現在生存權方面,實質上它是已進入市場經濟的南方國家爭取其固有的發展權與已在國際市場中占主導地位的北方國家限制和遏制、剝奪南方國家發展權的斗爭。鄧小平說: 【“人們在講南北問題很突出,我看這個問題就是發展問題。”“現在國際壟斷資本控制著全世界的經濟,市場被他們占了,要奮斗出來很不容易。”】

  獨立權包含著不可侵犯的平等發展權。平等發展權意味著平等地利用有限的國際資源和市場的權利,恰恰就在這一關鍵點上,北方國家才露出其早年“海盜”的本性。南方國家的持久存在(而不是發展),已成為北方國家緩和內部矛盾和經濟持續發展的前提。但由南方國家生存權必然產生的發展權,則不可避免地要成為北方霸權國家的對立物。為緩和生產發展無限性與市場、資源有限性的矛盾和危機,資本就必須在更大的范圍內不斷開發市場和資源。當這種開發覆蓋至全球范圍的時候,資本中心國就會對有限的市場與資源實行直接或間接地壟斷;當這種壟斷受到在多極化進程中新崛起的國家的強力挑戰時,資本中心國就會不顧資本全球化進程中形成的公認的國際公理,利用它們所掌握的巨大政治軍事力量對這些國家以各種“莫須有”的“罪名”實行所謂“遏制”(這種遏制的底線并不是一國的生存權而是這個國家全體國民共享的發展權)。一旦這種遏制被新崛起的國家強力打破,其結果,要么是霸權國家向新崛起的國家妥協,認可一種適應于多極化發展的國際經濟政治新秩序;要么就是在原有的游戲規則中出現霸權更替──就像英國代替西班牙、美國代替英國一樣。這是一個進入市場經濟軌道的國家不能回避、并且在今后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無法改變的歷史過程。

  發展權,從經濟的角度看,至少包括在世界范圍自由貿易不受侵害的權利。而贏得這種權利的關鍵是自由和平等地利用世界貿易必需的交通線,特別是海上交通線的權利。但是,自由從來都不是天上掉下來的餡餅,它是需要槍桿子來捍衛的。一百年前,也就是美國經濟開始走向世界貿易的時候,美國學者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1840~1914)提出對當代中國仍有特別意義的海權理論。他說: 【“交通狀況決定戰爭的成敗。廣義上,交通是政治和軍事戰略中最重要的因素。海權在控制交通方面作用突出,歷史上即是如此,而且只要還有海軍,該狀況還會繼續存在。原因就是在長距離大批量運輸方面,水運比陸運方便得多,運量也大得多,所以海洋也就成了最主要的商業交通媒介。‘商業’這個詞讓人想到海洋,因為海上商業在任何時代都是財富的主要來源,而財富又具體象征著一國的物質和精神活力。所以,如同陸軍對于陸上軍事行動至關重要、雨水和陽光對于植物的生長絕對不可少一樣,海上交通通過被用來保證自身利益或擾亂敵手,決定著一個國家的根本活力。”“對海洋的控制必須通過競爭獲得,或許還需一番武力較量。”“商業的打擊就是對有關國家的交通的打擊。它截斷了它的營養,使它忍饑挨餓,切除它的力量之根基、戰爭之筋腱。雖然有戰爭這個可悲但不可避免的因素依在,但人們還是熱切希望避免受戰火襲擾,因為對商業的打擊的的確確是能發起的最致命的打擊。”】

  在全面推進市場經濟的經驗方面,美國人是我們的先生。在反霸中保衛和捍衛自身發展權方面,早期美國人也是我們的先生。

  南北戰爭后,美國國內建立了統一的市場,給國內經濟的發展提供了新的動力。西部土地的開發、自由勞動力和國內市場的擴大、先進科技的應用和歐洲資本的輸入,使美國以驚人的速度崛起,并成為當時資本主義世界新的一極。從美國內戰結束時的1865年到美西戰爭爆發時的1898年,美國小麥產量增加了256%,谷物增加222%,精糖增加460%,煤炭增加800%,鋼軌增加523%,投入鐵路運行的長度增加567%以上,原油從300萬桶增加到5500萬桶,鋼錠鑄件由不足2萬噸增到900萬噸。1890~1938年間,美國鋼鐵產量和能源消耗均占世界第一。

  國內市場、國內資源的有限性和資本擴張的無限性之間的矛盾,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矛盾之一。1874年、1877年、1886年,美國爆發了規模巨大的工人罷工。國內市場不足和由此激化的社會矛盾,要求當時的美國經濟必須向海外發展。在當時尋找海外市場,必須解決兩個問題:其一,美國必須獲得更多的海上基地作為貿易和海軍的中轉站,以保護和擴大美國的海外利益;其二,美國必須解除當時橫行于東太平洋的英國、德國及西班牙的海權壓力。這兩大現實問題使越來越多的戰略家對當時美國傳統的沿海戰略提出質疑,他們認識到現代海軍的艦只不應是單獨航行或停留在美國沿岸港口,而應集中成艦隊在海上采取進攻性行動。

  美國振興海軍的工作于1882-1883年開始。幾乎就在中國清政府用建北洋水師的錢大興土木,建造頤和園的同時,美國哈利遜政府(1889-1893年)已將海軍軍費從1886年的1700萬美元增至1893年的3000萬美元,軍艦從3艘增加到12艘。美國海軍由世界第12位躍居到第5位。從1890年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美國海軍軍費從所占整個聯邦支出的6.9%猛增至19%,至1914年美國海軍已居世界第3位。

  與此同時,美國也果斷地開啟與英國、德國和西班牙在東太平洋上爭奪霸權的斗爭。1867-1889年間,美國買下了阿拉斯加,占領了中途島,迫使英國和德國承認美在夏威夷的珍珠港和薩摩亞群島的帕果-帕果建立的海軍基地的事實。1895年,英國試圖擴大英屬圭亞那的領土,和委內瑞拉發生邊界沖突。美國在“門羅主義”的旗號下強行干涉,并迫使英國接受美國的仲裁。1898年美國擊敗西班牙艦隊,后又將西班牙在太平洋和加勒比海的殖民遺產──波多黎各、關島、菲律賓和古巴攫為己有。美國在打敗西班牙、迫使英國和德國在薩摩亞群島、英國在拉丁美洲地區向美國作出讓步的同時,也就真正步入新崛起的世界大國的行列。此后美國在世界范圍的自由貿易的利益才得以不受阻礙地實現。

  任何新崛起的國家,都有平等和自由地與其他國家分享國際貿易及其貿易運輸線路的權利。問題在于,美國在擺脫殖民地地位并崛起之后,便開始以保護“國家安全”的名義,侵犯他國主權,與霸權國家瓜分世界和聯合壟斷、排斥南方國家的發展權。這使美國對“國家安全”的認識在資本全球化進程中發生了異化:由正當的維護國家發展權的行為,異化為謀求霸權的行為。

中國國家安全新觀念

  以往中國人對國家安全的認識,更多的側重于國家的生存安全。在這種認識中,本國的安全與世界經濟政治形勢是相對分離的。我們因此常常不理解美國人為什么在世界各地到處插手。研究一下美國年度安全戰略報告,不難發現,美國人眼中的國與國的限界遠不如東方人感覺得那么明顯:對國家安全的考慮,美國人是從世界的范圍來看問題的;對地緣戰略的制定,美國人的視角是如何控制海洋及海上關鍵島嶼;對國家經濟、政治戰略的制定,美國人的視角是如何控制世界市場及能源資源關鍵地區;美國國內問題的解決,更多地也是從國際問題的解決入手的。100年前,馬漢曾對這種變化從理論上作出過合乎邏輯的解釋: 【“在我們變化的態度之中,令人感興趣的、有意義的特點是我們把目光轉向外部而不僅僅投向內部,以謀求國家的福利。確認遠方市場及其和我們巨大的生產能力之間關系的重要性,合乎邏輯地意味著對于將產品和市場聯系起來的環節的承認,那就是運輸。生產、市場和運輸三者共同組成了給英國帶來財富和光榮的海上權力的鏈條。另外這三個環節中的兩個──航運和市場──都存在于我們的疆界之外,我們承認它們的重要性就不能不對美國與世界的關系予以注意,這和自給自足的簡單觀念有著天壤之別。”】

  因此,馬漢對當時的美國政府提出忠告: 【“英國的成功給其帶來了巨大的、廣為分布的對外利益,可同時它也擔當了風險,單單為保護這些利益它就必須有一支強大的海軍。我們的情況和英國不盡相同,但我們的地理位置和政治信仰也賦予了我們對外利益和對外責任。它們也使我們要承受風險。我們沒有必要四處去冒險,但普遍的觀念和政治上的認真思考肯定地告訴我們,在海那頭的既不由我們造就也不由我們控制的情勢中,存在著自發生成的、需要我們保護的利益。‘海那頭’意味著要有一支海軍。”】

  當今中國國家安全,已不是生存意義而是發展意義上的概念;當今中國的發展已不僅僅是國家內部的歷史運動,而是一種與世界緊密聯系為一體的歷史運動。發展利益之所在,便是今日中國國家核心利益之所在,對國家核心利益的威脅便是對國家安全的主要威脅。從這個意義上看,中國新世紀的國家安全應當主要是一個以維護中國發展權為核心的世界性的概念;對中國國家安全的關注,應當從傳統的維護本土安全,轉變為維護已走向世界的中國政治和經濟利益安全;對中國國家安全系數評估基點,不應再主要建立在本土安全,而應建立由本土輻射于世界的國家利益安全之上;最后,維護中國國家安全,也應當從封閉的和獨守家門的模式,轉變為積極進取和開放的模式;從制陸權為主的作戰方式,轉變為集制空權、制海權和制電磁權為一體的現代作戰方式。總之,利益決定觀念及其實現手段。中國的發展利益走到哪里,中國的安全觀及其實現手段就應輻射到哪里。

  但是,這絕不是說,中國要改變傳統的反對霸權主義外交政策,轉而要去爭奪霸權。

  如前所述,所謂世界霸權,是當代處于資本中心地位的發達國家對處于資本外圍地區的國家發展的壟斷權。我們認識到市場經濟也是社會主義國家可以采用的一種經濟體制。既如此,必然要從世界的角度考慮發展權的問題。從經濟的角度看,發展權主要是一國在世界范圍的自由貿易不受侵害的權利。而贏得這種權利的關鍵是自由利用世界貿易必需的交通線,特別是海上交通線的權利。在經濟日益走向全球化的當代世界,政治、經濟、軍事、安全等全方位地跨國發展,已經不再是資本主義國家的專利,而是任何采取市場經濟的國家天然具有的權利。因此,運用這種權利并不是霸權主義的表現,霸權主義的本質在于它對其他國家,尤其是對南方國家的發展權的那種“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式的壟斷。中國“不稱霸”的外交政策,不應被理解為放棄中國主權中固有的必然要走向世界的發展權,而應被理解為中國在爭取和捍衛自己所擁有的面向世界的發展權的同時,不僅不排斥、而且還要與其他國家平等地享有各自的發展權。反對霸權主義與保衛平等的發展權,是一對不可分割的概念。對中國──乃至對所有南方國家而言,不反霸則不能求發展,求發展必然要反霸。但是,反霸至少要有與霸權不至過于懸殊的力量,尤其是軍事力量。在這一點上,今天的許多人過于相信“國際法”的作用。然而在當今世界上,光有法律而沒有力量就得不到公正;法律的合理與否不取決于力量,但其有效性要由后者賦予。用綜合國力保衛自己應有的海外平等自由發展的權利,而不是動輒以“制裁”的方式剝奪他國的這種權利,這正是中國既要崛起又要堅持反對霸權主義的原則界線所在。

「 支持紅色網站!」

紅歌會網 SZHGH.COM

感謝您的支持與鼓勵!
您的打賞將用于紅歌會網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傳播正能量,促進公平正義!

相關文章
3d今日字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