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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棄跳龍門的農民工子弟——河南農村中學生的文化研究

2019-10-11 16:48:13  來源: 人民食物主權論壇    作者:蘇慶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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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物主權按

  本文通過修改截取原作者碩士論文的片段,向我們展現出的,是一群在河南某地普通鄉村中學就讀初三的孩子們對自己的現在與未來做出的各種選擇。受不同家庭環境影響,他們對學校教育,對自己未來的想象都呈現出不同特點。在現行學校教育系統與城鄉發展的大背景下,離開農村走向城市已是一種長久的趨勢。在趙鄉子輩子承父業的過程之中,以學校為代表的主流文化不僅堅定地站在受支配地位的文化一側,在規訓中力圖使學生趨于聽話,他們實際上是子輩子承父業過程里的助推者,在學校教育中所實施的各種據圖的教育安排恰恰將學生從學校推向了技校進而推進了打工的大潮里。

  今天媒體對農民工子弟的描述多充斥著這樣的話語:“熱愛讀書、勤奮上進,一心想要通過應試來改變自身的命運”,每年高考之后,媒體也多會報道寒門子弟升入重點大學的新聞。

  然而,更多的農村子弟走向的是城市制造業或服務業,而非城市的大學殿堂。據2017年的國家專項錄取計劃數據顯示,2017年整個高考錄取人數近700萬人,同年農村學生錄取人數只有大約10萬人。即便有了國家扶持的重點招生計劃,在與整體錄取情況下相比也只是鳳毛麟角。

  讀書對留守在鄉村接受教育的農民工的孩子們意味著什么?他們可以通過讀書獲得什么?對極少一部分學生而言,讀書意味著升學,意味著通過高考離開農村,走進城市,改變自己的農民身份。鄉村教育吸納了“城市為大” 的價值觀,學生感受到的是來自城市強勢價值觀的輸入,學校里“知識就是力量,讀書改變人生,成就一番大事業”的口號標語在有意無意地被渲染被放大,教育背后的支撐仍是以成功學為目標的功利性追求。

  媒體關注報道升學成功的學生,那么那些不升學的學生,他們走向了哪里?他們是否會受到關注?他們是否會因父輩的影響,走出校門之后就子承父業?或許,他們不愿像父輩那樣從事體力勞動比如建筑性工作,而更加青睞的是服務性工作。當他們任務性地完成九年義務教育進入城市成為打工者時,是否還存在其他因素影響著他們的選擇?

  本文試圖立足于今天中國鄉村的真實語境,以河南某鄉鎮中學為個案,探討在今天農民工子弟子承父業的真實狀況。立足于現實的鄉村教育現狀,以個案的觀察微觀解讀鄉村中學具體的教學機制,通過考察學校的教學機制運轉方式分析它給學生帶來的不同的影響。依據趙鄉三類不同的父輩群體,從在外務工人員到廠礦工人,不同父輩群體之間有著不同的文化特征,這些文化特征對子輩文化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在父輩文化的基礎上,將趙鄉中學的學生劃分為“調皮搗蛋幫”、“本地發小幫”和“廠礦子弟幫”、“好學生幫”四個學生群體。不同的群體,每一個群體之中他們在校的表現和未來的選擇都清晰表明了自己的態度及情感。在這些分析之中,逐漸描繪出一幅微觀的詳實的鄉村中學圖景。

  1

  “調皮搗蛋幫”

  (1)虛擬又美好的想象:建構下的進城生活

  “調皮搗蛋幫”對打工生活的想象多是通過父輩的經驗間接方式獲得的,“調皮搗蛋幫”學生的父輩多是趙鄉的小包工頭和大貨司機,他們的經濟條件較好,從小獲得的是較為富足的物質生活。在他們對未來的選擇上也極大參考了父輩的生存經驗。

  初三學生范超是趙村中學全校聞名的“混世魔王”,他父親是小包工頭,常年在外,主要由媽媽和奶奶負責教育。在范超的未來設定中有幾個極為關鍵的特征:老板、房子、城市戶口。這三者是逐步遞進的關系,進入城市便可以獲得他們所想要的這些。這種城市主流文化吸引著范超,但與此矛盾的是學校所倡導的文化價值也是與此類似的:學校所設計的升學體系是一條讓農村學生離開農村通往城市的通道。

  另外,“調皮搗蛋幫”這種對城市的想象依托的是鄉村社會的“流動性”,越來越多的鄉民離開農村,塑造了這種對城市的想象:“外面的世界最精彩”!“調皮搗蛋幫”把自己的父輩視為自己的榜樣,走進城市能夠實現農村人的“淘金夢”。這種身邊人的影響讓他們相信進入城市就能成功,這種想象對他們而言有著巨大的吸引力。離開農村也被鄉民認為是有出息的事情,這種內在的精神訴求與外在的影響在教學機制中被傳達出來。這種對城市世俗功利化理解是城市現代文明對他們的誘惑力和吸引力,他們要選擇一種更有效率的方式去獲得物質利益,這個物質利益是建立在城市工業文明與商業文明的基礎之上的。所以,即便當學校按教育的途徑教導學生進城時,因其長遠的付出也會被“調皮搗蛋幫”的學生迅速否定掉,他們要用最高效的方式來滿足自己對未來的想象,這導致了他們對學校主流文化的抵抗。

  (2)抵抗與成長:“反學校文化”的表達

  在學校主流文化的影響下,“調皮搗蛋幫”與學校的沖突排斥是以一種群體抵抗的形式發生的,學校單純的環境和重復的教學會讓“調皮搗蛋幫”感到他們所感興趣的外界知識無法從老師那里獲得。他們所向往的生活與老師們提供的常規價值觀相悖,這無疑造成了他們在觀念和行為上不屑教師的結果。這涉及到對學校知識本身的輕蔑和知識所帶來的身份的無視,“調皮搗蛋幫”從內到外確認了讀書的無用性。他們表達這種確認的方式是制造課堂的混亂,校園之外,通過網吧的團體游戲戰與小餐館的喝酒之風,穩固了以“義”為基礎的群體文化。

  “調皮搗蛋幫”所表達的不喜歡讀書、質疑教學內容,對抗老師及學校主流文化等行為,只是“反學校文化”的表面形式,他們歸根結底是對通過好好學習升學進城這條路徑的懷疑。我們必須看到學校主流文化對底層學生的霸權性,由于他們與學校主流文化之間的區隔,學校主流文化與學生之間橫亙著一條巨大的鴻溝,每一次的跨越都以失敗告終,從而對學校主流文化的霸權性產生文化無意識。

  中國鄉鎮教育中的學生面臨的是雙重排斥:一方面,以父輩為主的文化影響著他們的心智結構和文化能力,使得他們在學校表現出抵抗學校的種種表現;另一方面,學校主流文化通過緩慢的學習進程和課程安排使他們認為自身是學習失敗者。于是,他們自己選擇了一條通向城市的“捷徑”:進城做老板,在這條捷徑里可以滿足他們對未來所有的期許,那里是自由的、不受約束的生活。在這樣的矛盾中,“調皮搗蛋幫”樂此不疲地與學校進行著對抗。

  2

  本地發小幫:殊途同歸的選擇

  “本地發小幫”主要由趙鄉不同行政村的學生組成,他們多就讀于趙村中學普通班,在初中三年的學習中,他們是趙村中學的主體學生,他們的父母涵蓋了前文所講述的所有父輩群體。本地發小幫由三部分組成:本地在外務工子弟、本地在鄉務工子弟和本地廠礦工人子弟。

  (1)在外務工子弟:失語的學習狀態

  過去的教育學研究常常把學校老師與學生視作為對立的狀態,認為學生是被管理、被教育的對象,教師為了管理學生,常常造成學生的失語。但在筆者的觀察中,學生的失語恰恰是自身主動選擇的。表面上看,以“本地發小幫”為主的學生們雖然在形式上對學校的規章制度采取不抵抗也不遵守的沉默態度,但實際上他們并非真正反抗知識和文憑的價值,他們大都認為知識的有用的,它可以換來好的工作,相信多學肯定有好處。

  另一方面,“發小幫”看到今天高校畢業生的就業困境,明白知識不一定有改變命運的強大功效,這種不在乎的心態卻不等同于他們對大學和文憑價值的否定,對學習的淡漠和不屑在一定意義上是因為了解到自己與學習無緣而產生的一種自嘲和調節。“本地發小幫”的不學習也包含著一種宿命式的態度在里面,因為任何的做法都是徒勞,就淡漠地應對著這些矛盾。

  盡管“本地發小幫”對自己的學習有一種自嘲的態度存在,他們不會公然如“調皮搗蛋幫”那樣做出直接的對抗學校的行為,但他們的角色是旁觀者,圍觀著“調皮搗蛋幫”的表演。當被問到如何看待上大學這件事時,他們多數的答案是“不清楚”、“沒想過”、“上不了”。這些心態表達了一種矛盾而復雜的心態:讀書學習是有價值的,但是跟我沒關系。正是這種對知識、文憑的認同和肯定,“本地發小幫”在學校并不會刻意的挑戰學校和老師的權威,他們對老師表達的是一種尊重。他們并非不想學,而是學不進,言語中透露著一些無可奈何的感覺。

  (2)本地發小幫之在鄉務工子弟:共同的技校追尋

  楊光是趙村中學普通班的一名學生,他在初三時從重點班調到普通班,這對他來說“感覺一下子回歸了組織”。他的朋友都要“學技術”,因此楊光也不想再繼續上高中。楊光在“本地發小幫”里感受到了歸屬感,這種群體性的文化推動了他們對未來共同的選擇。對于上職業技校,學一門技術的執念的想象,潘毅在研究中提到:

  教育和職業的雙重商品化過程是為了更好地實現資本積累的需求,這讓學生工模糊的雙重身份得以體現,他們會在對自己的身份認同和未來規劃上產生困擾和疑惑。

  另一方面,“本地發小幫”對學技術抱有美好的想象,這種美好的想象也發生在對未來打工道路的想象上。“發小幫”李高超的媽媽常年在紡織廠打工,他對出外打工非常接受。作為留守兒童,李高超在自己的生活經驗里看到的是母親外出打工獲得了更多的經濟收入,打工可以直接地改善家庭的經濟狀況,于是他有了打工可以改善經濟的印象,在對自己未來的選擇上也就非常肯定地要走打工的道路。

  (3)本地發小幫之廠礦子弟:反廠礦·親打工

  與“調皮搗蛋幫”、“本地發小幫”對父輩的追尋不同,本地廠礦子弟在廠礦工作的認知上和對自己未來的認知上呈現出一種反廠礦、親打工的現象。礦工子弟劉洋對父親的工作有著清醒的認知,他對于自己將來要成為礦工的路徑持否定態度,但對打工的態度卻是相反的,認為打工可以開闊眼界,提升能力,對打工有積極而正面的立場和態度。

  筆者看來,這種認知對他們的影響是雙重的,一方面盡管他們不認可父輩的工作,不愿復制父輩的生活軌跡,但囿于結構和制度性的因素不可控制時,他們發現通過職校的道路并未實現內心預期的目標,體驗到的會是巨大的挫敗感和不適感;另一方面,他們不僅在和父輩的強對抗中擺脫廠礦子弟的身份,在與外地廠礦子弟的交往中,他們對廠礦的看法也展現的非常清楚。與父輩們所表現的極度相似的是,本地廠礦子弟會在一開始的相處中占據主動權,本地廠礦工人與外地廠礦工人交往中的相處模式被子輩復制了下來。他們不喜歡外地廠礦子弟,認為他們說著普通話顯得非常的不融入學校環境,在他們看來普通話代表的是城市的人說的話,而他們覺得城市與自己是隔絕的。想要進城打工的沖動一方面是對城市的向往,另一方面卻也帶著對城市片面的討厭,這種討厭被轉移到外地廠礦子弟的身上,產生對立的狀態。這里的情感是矛盾的,混雜的。

  在外務工工人子弟、在鄉務工工人子弟與本地廠礦工人子弟在對待學習的態度上均是不抵抗也不支持,他們用沉默的態度應對學校生活,對父輩道路的不認可在對未來的選擇上一起相約讀技校打工。因父輩的影響,他們愿意進入勞動力市場從事與父輩相近的底層工作,從內心上已接受了打工的命運。盡管“本地發小幫”與“調皮搗蛋幫”在反學校的行為上不同,但他們最后的結果卻是相似的:“調皮搗蛋幫”的反抗并未改變他們在學校的生存處境,他們最后也加入了打工的大軍,“本地發小幫”以一種自我放棄的方式來表達自己,在他們看來,就讀于鄉鎮中學是平常的事,畢業上技校之后打工也是循著前人的路而走,無論從哪一個方面探討,他們用不同的方式走出了相同的人生軌跡。

  3

  外地廠礦子弟幫:

  學校與家庭建構下的邊緣群體

  趙村中學的外地廠礦子弟多是從小跟隨父母在趙鄉生活,成長上學的經歷也均在趙鄉完成。他們是以隨遷子女的身份在趙鄉生活成長,在就學的過程中處于一種教育上的弱勢。當趙村中學與之前的工人村中學合并之后,外地廠礦子弟全部轉移就讀于趙村中學,在班級設置上,他們與其他農村學生分在一個班里。

  在同一個班級里,外地廠礦子弟原有的生活規則、行為模式、價值觀念被打破,他們首先面臨的是與他人語言交流上的變化。原有的工人村子弟學校所使用的普通話教學在趙村中學并不普及。老師在課堂內外都要熟悉的方言與學生交流,在這樣的語言環境之下,趙村中學的學生潛移默化地接受了同樣的方言習慣。另外,由于外地廠礦子弟“沒有特別調皮的”,是“比較中間”的學生,因而容易被老師忽視,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助推了外地廠礦子弟走向邊緣。

  除學校的因素之外,外地廠礦子弟也受其家庭影響,因為是從外地而來,父母對孩子的期待上是要努力學習,離開農村,扎根城市,這對他們的價值判斷產生深刻的影響。他們感受到在此地的邊緣狀態,認為高學歷高收入可以帶來較高的社會地位,這種意識形態強化了他們對未來的選擇。“外地廠礦子弟幫”里的一個共識是:在未來可預見的路徑中,他們選擇了靠學習走進普通高中進入普通大學,或是循著父輩的路,接受廠礦的委培制度,同父輩一樣,繼續在廠礦工作。

  這些隨遷子弟,他們是城鄉夾縫中的邊緣人,對自己身份的懷疑使得他們離開老家也無法融入新的地方,他們所面對的身份認同困境與其父輩是一致的。這種邊緣人的處境使得他們只能主動或被動的疏離,成為非本地人非外地人的存在。這種邊緣化隔離的狀態激發了他們對主流文化的認同——只有通過努力學習才能改變自己的身份狀況。這與“本地發小幫”的制度性的自我放棄不同,他們是在積極地通過這樣的方式破除學校及家庭對他們的建構。

  4

  好學生幫:按部就班學習中的內部分化

  趙村中學每屆的重點班是學校老師的全部希望,他們擔負著沖擊重點高中的希望,同時也肩負著進入普通高中的出線機會。從入學開始,他們就是“重點保護對象”,他們在學校所進行的所有學習都是為了服務最后的中考。這些被挑選的學生對學習的看法也是分化的,分化為主要有以下幾種狀態表現:一類是成績較好,有希望沖擊升入重點高中或普通高中的學生;另一類是有升學希望,但對自己的未來仍持有迷茫的態度的學生。

  (1)被重點保護的學生:迷茫下的踽踽獨行生活

  在趙村中學年級第一的鄭濤看來,他被學校和老師推著向前,他作為學生個性化的一面幾乎被隱藏起來,所有的同學老師所關注的就是他身上的標簽:年級第一。但他對自己的認知里他只是趙村中學的“尖子生”,在全區的期末測試測評中也僅處于城市初中的中等學生水平,但這并不會影響他成為“重點保護對象”。盡管以過往的升學成績看,鄭濤的學習水平對于沖擊重點高中仍有困難,但學校仍為他們提供各種便利,除了各種優秀老師的自習輔導外,他們也被強制要求住校,這樣做的原因是珍惜一切在校時間學習。這種孤獨求學型主要集中在年級前三,他們互相獨立、很少溝通,彼此內心是被教育成功學所灌輸的競爭意識,是你追我趕的學習中為了和城市學生比拼,拿到重點高中的入場券。

  除了在學習上被視為重點培養的對象,在學習之外,嚴格的寄宿生活也分割了每一分每一秒,重點班學生的寄宿體制取代了家長監護人的看管,學校成為新的“共同體”,學校要安排生活教師來照顧這些學生的起居生活,學生也要試著在課堂之外的集體空間生活,但他們內心的孤寂感依然是存在的。學校認為這是一項給重點班學生的“特權”,是一種對重點學生的關愛,但寄宿在實施的過程中很難恢復學生的“自主性”和“自由空間”,而是用一些條文規訓去控制學生。這種突如其來的“關愛”是想賦予重點班學生一種關愛,這種關愛并不建立在對學生的主體需要上,相反,這樣的關愛與學校的規訓緊密相連,用單向度的“控制”去保證重點班的學生在學校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為了升學的大目標所服務的。

  (2)競爭淘汰制的末尾學生:提前預演的升學結果

  在課堂與寄宿的雙重監管下,好學生徹底丟失了自我的時間,升學的戰役轉變為一個人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而在重點班里,還存在著其他形態的好學生,他們在淘汰競爭的機制面前放棄了升學的想法,轉而成為重點班的非好學生。他們看透了自身的生存狀態,及時改變了對升學的想法。

  作為重點班的學生,在對自我的期望上,也有著迷茫與焦慮的現象存在,進校之初對未來抱著憧憬的態度。初中三年,這些學生逐漸從高期待、高預期走向了一個低期待、低預期的結果,現實的升學狀況讓他們逐漸放棄了自己的理想。重點班內的排名提前預演了升學的結果。在重點班排名處于末位的普通學生看到自己在這樣的機制下升學無望,及時的放棄了考高中上大學的夢想。

  除了自身主體的因素,外部的家庭和經濟也影響著重點班學生的選擇。孫建強是重點班的一名學生,他在初二時去外地的工廠里目睹到媽媽的工作生活環境,這成為了壓倒他對自我選擇的最后一棵稻草。從“好學生”轉變成“混”學生的身份是痛苦的,但好好學習成就自我的意義與現實產生的分裂性已無法得到緩解。混日子型大多是對未來還處于迷茫狀態的學生,他們既無法進入重點高中備選生的名單,又沒有想好完全放棄自己的學習。

  在這個中間狀態里,學生對未來的判斷會傾向于邊走邊看,沒有特別明確的目標,不想按照既定的路徑走,這其實是大部分趙村中學學生的常態,未來還是一個遙遠的詞匯,沒有強烈的情感傾向,混沌向前走的過程中看看同輩都在做什么,然后完成自身的身份選擇。王怡就是一名處于這兩種狀態夾層里的學生,她想擺脫這種既定安排好的路線,但現實又不允許她跳出這個框架,所以這種“高不成、低不就”的狀態是趙村中學重點班許多學生的狀態。前路是重點高中的大門,退路是職業技校的大門,看不到的前進的希望與不愿退回的職校之間形成了一種矛盾。

  5

  結語:殊途同歸的子承父業

  從“調皮搗蛋幫”到“好學生幫”,他們對未來的想象是不同的,但他們的共同點在于無論是通過打工還是學習,主流教育占支配性文化所宣揚的美好生活都與城市有關,他們腦海中所建構的美好想象實現未果,最后他們都不可避免地要走上父輩的道路。

  首先,趙鄉農民工子弟在在子承父業的過程中呈現出來的是不顯著的、較為被動的、弱性的文化特征。在學校主流文化下,他們集中表現為群體性的厭學或對學習的主動放棄,只有在某些極端情況下才會對學校權威提出挑戰和抗拒。對于通過學校教育分流出去的學生而言,無論他們進城打工從事的是建筑、快遞、還是餐飲,工種各有差異,但總體上他們還是在復制父輩們的工作。學生與學校主流文化之間的沖突所表現出來的“搗亂課堂”、“交白卷”、“厭煩學校課程知識”等文化沖突模式,充滿了底層學生與學校主流文化之間的矛盾與對立。在筆者的研究中,“調皮搗蛋幫”在“反學校文化”的過程中有興高采烈的行為表現,這種表現建立在他們不擔憂自己的未來,他們所想象的未來是建立在對城市的美好憧憬之上的。除他們之外,其他學生表面上沒有明顯的抵抗的行為,也沒有明顯的抵觸學校、抗拒學習的行為,但實質上他們把對未來的迷茫,學業失敗的無解都內化于心。

  其次,從父輩文化來看,趙鄉初中學生的父輩工人們并非一個內部均質的具有統一的工人階級思想的群體,其內部存在差異,根據他們的工作和工作背后的社會地位和文化特征可以分成不同的類型。不過,內部分層的父輩文化對其子輩的影響并非一一對應的關系。無論是公開調皮搗蛋的子輩們,圍觀跟風、默默放棄的子輩們,還是學習較好的子輩們,他們基本都復制了父輩的農民工地位,對他們而言,初中畢業意味著進入社會。對趙鄉在外務工人員子弟來說,繼續升學的學生鳳毛麟角。父輩們對其的影響是巨大的,他們依賴父輩文化,卻又不認可父輩的地位工作,但當他們選擇放棄讀書教育的上升途徑后,他們又或主動或被動地走上父輩的道路。這幾類農民工子弟皆有了殊途同歸的未來。

  最后,從占支配地位的主流文化來說,我們不能將農民工子弟子承父業的命運全然歸因于他們父輩文化對他們的影響,以及學校教育體制在他們身上產生的反作用力。在本研究中,占支配地位的主流文化主要體現為學校教育的分流制度和學校教學內容以城市文化為主的價值取向。教育分流體現了教育的功利主義,在分流培養時會表現出對好學生的重視和對差學生的忽視,保證好學生可以升入重點高中完成升學的目標,對于較差一些的學生保證他們完成九年義務教育即可。在教學目標上,學校教育推崇好學生通過讀書升學進入城市進而出人頭地,但非常吊詭的情況是教育分流下來的較差的學生通過打工,也實現了“走進城市”這個目標,但卻在城市中處于弱勢地位。無論是進入城市出人頭地,還是進入城市成為墊底的階層,城市總是處于主導的位置。

  總之,在趙鄉子輩子承父業的過程之中,以學校為代表的主流文化不僅堅定地站在受支配地位的文化一側,在規訓中力圖使學生趨于聽話,他們實際上是子輩子承父業過程里的助推者,在學校教育中所實施的各種據圖的教育安排恰恰將學生從學校推向了技校進而推進了打工的大潮里。而不同的趙鄉父輩群體也在各自不同的社會位置、打工經驗、文化情感體驗中形成了獨具一格的文化特征,他們通過直接或間接的方式影響著子輩的選擇。

  文章來源:上海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9-04

  原標題:農民工子弟“子承父業”的文化探析——對河南趙鄉農村中學學生的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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